继本月3日晚房山周口店猫耳山39名“驴友”遇险之后，4日下午，北京警方再度接到报警，17名在门头沟西龙门涧野山上登山的游客迷路。昨晨7时，警用直升机再次出发赴山中搜寻，截至上午9时，指挥部已大致确定受困者位置。而在3日晚对39名“驴友”的营救中，北京警方两架警用直升机首次参与搜救，公安、消防共出动300余名警力。
据悉，警用直升机救援不收取任何费用。而据估算，仅一架警用直升机飞行三小时所需燃油就接近万元，其他车辆、人员投入还不算在内。由此引发争议：获救“驴友”们是否浪费了公共资源，他们是否该承担相应的责任，是否该缴纳一定的费用？
直升机搜寻驴友
支持
动用公共资源
他们应该付费
又见驴友被困野山，又见职能部门忙着搜救。没有什么比人员安全更重要的了，但驴友探险靡费的公共资源，是不可避免还是原本可以避免？
有几个细节，让人多有疑问：据被困学生透露，多数参与者对猫耳山环境不了解，只有社团的个别领队去过，“只听说是个野山，景色很美”； 被救学生很多人衣着单薄，只有少数领队带着功率小的电台，使用7号电池，很快就没了电——换言之，这是一场非常不专业的野外探险，发生事故的概率可以想见。也难怪有网友说“现在连几百块的山寨手机都配了GPS，登山连这东西也不会使，这不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？再说警力是打击犯罪、维护社会治安的，不是为这些鲁莽之众准备的，他们应该付费”。
话糙理不糙。我们还记得去年的12月12日，为营救以复旦大学学生为主的18名上海驴友，黄山风景区公安局年轻的民警张宁海不幸坠崖遇难。粗放的探险已经成为某种公共风险，这种风险的泛滥，又与传统的社会资源配置规则形成醒目对垒：探险该不该有所准备？险情纾解后要不要追究风险放任者的责任？如何厘清探险者社会救助的责权利关系？这些问题，显然不算无稽之谈。
野外探险是一个专业活儿，对参与者的户外生存能力有较高要求。遗憾的是，我们眼下的各色探险基本是“自行组织”，签一份责任自负的“生死状”，交个保险就入山。没知识、没设备、没技能，有的是寻找刺激的“理想”，这种置家庭和社会担心于脑外的探险，和违背法律规则的酒驾或醉驾又有什么本质区别？登山探险当然是公民的自由，获得政府救援也是公民的权利，但自由与权利的边界就是恪守义务的规则：比如不增加社会负担，不拿公共资源当作私人乐趣的后花园。（邓海建）
给予适度处罚
警示后来者
不惜警力、不计代价的救援虽然让人感动，39名被困者全部安全下山的结局也很完美，但是，血的教训记忆犹新，类似事件又再度上演，不能不让旁观者感到遗憾和震惊。
据了解，北京理工大学学生这次出游，由“风信子”户外俱乐部发起，在安全的前提下，组织学生参加户外活动无可厚非。但是，连当地村民都不敢进入的禁区，他们却贸然进入，这到底是值得鼓励的探险，还是不知深浅的冒险，已经不辩自明。
作为一个户外组织，在活动之前，就应该制定好预案，做周密准备，做到有备无患，遇险不慌。可是，这支队伍在出现迷路险情之后，由于缺乏野外生存经验和迷途知返能力，只得在第一时间报警求助。结果，当地公安部门不但出动300多名警力，还出动两架警用直升机参与搜救，这已经属于国际惯例中的顶级救援级别——红色险情应对措施。而与之对应，部分驴友在相对安全的状态下被困，只属于遇险中最轻的险情。虽然这类救援并不收费，但花费却客观存在，有网友大致匡算需要50万元，这些费用无疑由公共财政买单，需要纳税人掏钱，警方和社会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，绝不是被救者一句“不好意思”便可收场的。当下，对当事者简单批评指责已无济于事，给予适度处罚，让他们交些“学费”，长点记性，对救助而造成的社会资源浪费进行追索，倒值得尝试。否则，仿效者众多，救援机构将不堪其扰。（叶传龙）